这是一张拍摄于衡阳解放后的照片，画面中四野司令员林彪迈着自信坚定的步伐从容地走在最前面，看着站在街道两侧的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战士，他敬起了军礼。
在林彪司令员的身后，五位将领同样自信满满，他们按照职务站成两排，举手投足间，尽显英雄气概。
那这五位将领都是谁呢？
其中，位于画面中央的是谭政，时任四野政治部主任，在谭政左侧的是参谋长萧克，前者主管政工工作，后者更是能文能武。
在二人的身后并排而行的则是解放衡阳的主力军46军的三位军政首长，从左到右依次是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副军长杨梅生，正是在他们的指挥下，我军迅速击垮了盘踞在衡阳一带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部。
彼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南京也已获得解放，全军将士个个意气风发，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指日可待，林彪和身后五位将领的从容自信便是那时全军指战员心态的缩影。
接下来，就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五位杰出将领的革命风采。
谭政：“政治大将”，立党为公
谭政是五人中军衔最高的，1955年，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位次仅在陈赓大将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流传着这个说法：如果说罗荣桓元帅是“政治元帅”，那谭政就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将”。
1928年春的一天，年仅23岁的谭政因为革命意志坚定、文笔突出，便在宛希先的介绍下来到了时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身边当秘书。
他参与制定了毛泽东关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指示，后来，在“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过程中，谭政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井冈山的那段岁月，谭政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很多的政工经验，并且自己也逐渐成为了一位能力突出的政工干部。
谭政大将政工工作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1944年4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被一些学者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充分体现了谭政的政工思想。
谭政在《报告》中多次强调要在军队中加强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
这是对毛主席“党指挥枪”原则的进一步阐述，是对古田会议以来，我党政治工作经验的一次系统性总结，有效地推动了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毛主席对此高度认可，并且命令立即印发，供全军学习。
谭政大将做政治工作不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他也注重在具体的实践中对理论进行应用。
1946年1月，谭政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四野的前身）政治部主任，来到东北后，他与林彪、罗荣桓密切配合，为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辽东军区第三纵队某连出现了战士因为受不了苦私自逃跑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就连连长也跟着跑了，面对这一严重问题，连指导员随即带领剩下的战士们进行了诉苦教育。
通过对个人悲惨遭遇的吐露，加上指导员的思想教育，战士们弄懂了“为谁而战、当兵做什么”的问题，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大大提高。
这一独特的教育方式立刻引起了谭政的重视，他随即把相关经验写成了报告，在东北民主联军全军推广，后来，毛主席对此很是重视，这一经验又被推向了全军。
而在四野南下湖南时，谭政更是林彪的得力臂膀，他提出的“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以争取民心，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的方针，在湖南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革命年代，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杀敌立功更容易被人们熟记，但主持政工工作、解放战士思想、从根本上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样不容忽视，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当之无愧。
萧克：“千军之帅仍具书生意气”
萧克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作为一位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我军杰出将领，他的一生参加了革命年代各个阶段的战争，甚至有些大将的资历都在他之下，军中也流传着“萧克镇上将”的说法。
与一般指挥打仗的将军不同，萧克可谓是能文能武，骨子里有一股侠义之气在。
早在萧克小的时候，他每每读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传》都会泪流满面，拳拳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萧克的军事指挥能力，在此不再赘述，这从他29岁时就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就可以窥见，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萧克依然没有忘记写作。
1937年5月，萧克参加完延安的一次会议后，在返回驻地的路上，一行人聊起了长征时的峥嵘岁月，期间，萧克向他们谈起了苏联革命小说《铁流》。
萧克读了几遍，始终觉得里面的苏联工农武装的革命故事要比我们红军差上许多，他说：“我们红军的故事要写出来一定比他们好！”
这时，一位干部便打趣道：“你怎么不写一篇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萧克便开始了创作，其实，早在红军长征结束时，他就有了这一想法，只是因为革命任务繁多，一直挤不出时间。
几个月后，被任命为120师副师长的萧克便跟随部队前往了抗日前线，面对日寇的入侵，他必须时刻指挥战斗，用于写作的时间就更少了，但萧克既然决定要写，他就会一直写下去。
那时，在日寇的封锁下，根据地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电，萧克只能靠煤油灯的光亮，没有草稿纸，他就让警卫员四处搜罗，无论找到什么纸他都满怀热情地创作。
因为要指挥战斗，他往往在夜里和清晨才有时间，有时候写得正在兴头上的时候，敌机却飞了过来，面对空袭，萧克淡定自若，似乎飞机的轰鸣声都在为他写作伴奏。
就这样，历时两年多的时间，萧克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20多万字的初稿，后来又经过几年的增补删改，最终一部40余万字的《罗霄军》被创作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萧克将军工作实在太过忙碌，加上种种客观原因的影响，这部作品直到1988年的建军节前夕才得以出版，而这部艺术性极强的现实主义作品，更是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除了革命和写作，萧克的高尚品德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1981年12月，年逾古稀的萧克将军回到了故乡，这距离他离开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萧克的父母也都相继离世，望着父母的坟茔，老将军流下了泪水，当即吟诗一首：
“五十年前上战场，忍教白发倚门望。归来唯见双亲冢，含泪栽松作瓣香。”
一天早上，萧克将军要去家乡的珠泉亭参观，乡间的小路上，一行人遇到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汉子提着一担谷子迎面而来，因为路窄，警卫员便准备去让汉子让路。
萧克见状连忙制止，自己则主动下到了下路边排水沟的垠头上，当对方从他身旁经过时，萧克面带笑容，还用手扶住了汉子的箩筐，等他走过去后，萧克才继续前进。
原来，在来之前，萧克就多次强调不能打扰乡亲们，不能搞特殊，那位农民自然没有认出身穿便服的老人竟是共和国的上将。
晚年的萧克还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听说当地孩子上学难，他就亲自出面联系企业家捐款捐物，在当地盖起了教学楼，而对于有困难的乡亲们，他也总是自掏腰包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萧克将军还始终盼望着祖国的统一，2003年5月，老人登上了武夷山，举目东望，泪流不止，提笔写下了“海峡两岸东西相望，炎黄一家世代同根”。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京逝世，终年102岁。
詹才芳：“我干革命不是为了这个”
詹才芳将军虽然在1955年授衔时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但他却是全军少有的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担任军级干部的将领。
也就是说，当初很多他的老部下在之后都成为了他的上级，授的衔也比他高，比如红军时期在他手下当兵的陈锡联和许世友在建国后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曾有将领就此事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按照詹才芳的资历完全可以被授予上将军衔，但詹才芳听说后却对妻子说道：“我干革命不是为了这个（军衔）。战争年代死去多少战友，他们授什么衔嘛！”
是的，詹才芳将军的一生就是这么的谦逊和低调，不论是战时，亦或是和平年代，但凡与他共处的人们，没有不称赞他品德高尚的。
那是不是说詹才芳将军在革命年代并没有立下太多军功呢？当然不是，打起仗来，他不仅有着超高的指挥才能，而且在冲锋时同样勇敢无畏。
在攻打天津的战斗中，詹才芳所在的46军被刘亚楼安排在了津南一带，负责切断敌人的后路，阻击有可能从北平方向增援的援军，按照任务规定，46军只需要守住阵地就可以了。
但是詹才芳在充分研究敌情之后，当机立断，留下主力部队坚守阵地，自己带领一部投入到了攻城的战斗，果然，敌人防守的重心都放在了北面，詹才芳带部队攻了进去，还活捉了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
天津解放后，刘亚楼邀请了各位军长吃饭，席间，他笑着对詹才芳说道：“想不到, 你们也打进市中心来了。我们可担心着呢。要是城里的十几万人一下子压到津南，你们压力可就大喽！”
詹才芳自信地回答道：“在这样的大战面前，谁甘落后呀！”这就是一代名将的底气。
渡江战役结束后，詹才芳继续带领46军进军中南，在林彪的指挥下，连续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该军就解放了湖南等地的数十座城镇，深得林彪的赏识。
而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詹才芳从来不居功自傲，相反，他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更是延续到了对子女的教育上。
在詹才芳的言传身教下，五个子女都当了兵，而且都没有依靠父亲的帮助，从基层做起，任劳任怨，并且都荣立了三等功。
詹才芳的女儿詹小晶后来回忆起父亲的教育，仍记忆犹新地说道：“父母养育和培养了我们，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父亲既是慈父又是严父。”
1992年12月2日，詹才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杨梅生：毛主席的第一个警卫员
1927年9月19日晚，秋收起义前夕，身为起义总指挥的毛泽东来到了文家市召开会议，谁知，刚走到门口，就被一个年轻的卫士给拦住了，说什么都不肯放他过去。
“营长，门口有个姓毛的找你。”卫士立即向营长做了汇报，营长见是毛泽东来了，赶忙放行，并且笑着对卫士说道：“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卫士得知后，连连向毛泽东道歉，因为他早就听说过毛泽东的革命事迹，对他很是敬佩，这人就是杨梅生，毛泽东见他工作负责，还当面夸奖了他，就这样，杨梅生成了毛主席的第一个警卫员。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被迫进行了长征，此时，担任警卫营营长的杨梅生染上了严重的疟疾，但他却依然坚持着与部队一起行动。
1935年3月，警卫营行进到了茅台镇一带，突然，三架敌机呼啸而来，不多时，好几名战士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杨梅生见状立刻站起身来，指挥机枪连朝着敌机射击，果然，其中的一架因为飞得太低被机枪击中，事后，杨梅生因指挥有功受到了部队首长的表扬。
纵观杨梅生将军的一生，他一直都是临危不乱、冲锋在前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指挥所属部队从黑龙江一直打到了湘南，转战万里，战功无数。
1955年，杨梅生将军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他和老搭档詹才芳、李中权一样保持着军人的本色，建国后一直低调谦逊，任劳任怨，在新的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做着贡献。
1978年1月9日，杨梅生因患肺癌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病逝，终年73岁，向他致敬！
李中权：“革命就是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李中权将军在抗战以后，大多数时间是作为詹才芳将军的副手，一同指挥战斗的，他同样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不过，与别的将领不同的是，他全家人都参与了长征。
李中权出生在四川达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从小饱受地主的压迫，生活困顿。
1928年，14岁的李中权在全家人的省吃俭用之下，来到了达县第五高小读书，在这里，他从老师张爱萍那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毕业后不久，李中权就加入了红军，跟随部队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就成长为了一名年轻的指战员，不过，也因为他表现得太过突出，成了当地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上了通缉名单。
李中权对此毫不在意，他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动员全家人一起加入红军。
在他的影响下，大哥李忠泮紧跟着投身革命，成了红三十三军赤卫团政委，二哥李忠池和父亲一起参加了当地的农会，妹妹李中珍担任了碑牌河场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妹夫石映昌还当了红军连长。
1934年秋，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红军离开了达县，踏上了长征之旅，李中权也跟随部队一起转移，只是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的父母及四个兄弟和两个妹妹都跟着部队一起出发了。
原来，敌人早已把李中权当成了重点的抓捕对象，李中权的家也成了敌人的光顾之地，为了生存，也为了革命取得胜利，全家人共同参与了长征。
然而，长征路上，不幸却一再降临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
大哥李中泮因为一次意外不幸遇害，紧接着，二哥李忠池也在一次撤退的行动中，不幸与敌人遭遇，最终力战身亡。
父亲李惠荣原本是没有参加红军的，他只是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起走，可有一次，他发现了红军的一名通讯员正在被敌人追捕，于是，他果断和通讯员换了衣服。
结果，通讯员得救了，李惠荣却被追上来的敌人无情地杀害，至于妹妹李中珍则牺牲在了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被沼泽无情地吞噬。
1936年3月，红军再次进入草地，途中，李中权遇到了病重的母亲，此刻，他多么想带着母亲一起走，或者留下来照顾母亲，但是他不能，已经成为红军师级干部的他为了把部队带出去，只能含着泪与母亲分别。
几个月后，母亲在长途的奔波下病逝，临终前，老人家还握着李中权弟弟妹妹的手嘱咐道：“你们不要放弃，跟着红军走，一定要找到三哥。”得知消息后的李中权失声痛哭，但为了革命，他还是咬着牙走了下去。
后来长征胜利了，1937年的春节，李中权和幸存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延安的窑洞里团聚，此时，一家9口人只剩下了他们4个，其中，最小的妹妹只有9岁。
晚年的李中权每每想起长征时的经历，都忍不住落泪，当记者问起他为何要当红军，为何要闹革命时，老人家激动地说道：“那时出来参加革命也好，参加长征也好，还不就是为了求生存图解放，让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真理往往是朴素的，李中权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革命的意义，2014年8月4日，李中权将军在京病逝，享年100岁，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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